最近发生了几起电信诈骗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引起公愤，虽然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抓获，但与这几起案件相关的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仍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公众普遍质疑这样的问题，即犯罪嫌疑人怎么这么快就能够得到受害人的准确信息？是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是否有人给他们提供了这些信息？这些信息的泄露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公害
目前，个人信息的泄露十分普遍，已经成为一种公害，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严重的电信网络诈骗背后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一些违法行为人利用受害人的信息进行精准诈骗，竟然屡屡得手。前不久，某大学教授刚卖完房子，信息就被泄露，结果被诈骗1000多万元。信息泄露危害人们银行存款安全，甚至严重危及个人人身安全，也有一些信息泄露导致个人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据报道，全国26个省多位艾滋病感染者曾接到诈骗电话称会发放补助。甚至有人接到电话敲诈，称不给钱就曝光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如此大面积的信息泄露令人震惊。这些艾滋病患者本身就是社会弱者，其个人信息被泄露将使得一些人痛不欲生。
时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个人信息泄露无时无刻不在上演，我们的正常生活都可能因为个人信息的泄露被完全打乱。比如，去证券公司开一个户，就会收到很多炒股、融资的垃圾信息；去银行开户或到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就会接到许多是否需要投资理财、买保险的骚扰电话；通过房地产中介租赁房屋，就会收到无数售房、租房的电话；刚买完房子，就会收到无数询问是否需要装修、出售房屋的骚扰电话；去医院做一次孕检，就会收到推销奶粉、月嫂服务等诸多与婴幼儿有关的信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莫名的骚扰电话、信息，已经成为忙碌的现代人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严重妨碍了私人生活安宁，给生活增添了压力与疲惫。更危险的是，如果这些泄露出去的信息被非法利用，如用于网络电信诈骗，后果将不堪设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不仅是保护个人财产安全的问题，更是保障个人隐私、私人生活安宁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保障民生的问题。
应当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信息代表着财富、代表着销售渠道。掌握了信息，就掌握了机遇。获取信息成为商家竞争的法宝，巧妙利用个人信息也成为竞争的重要方式。从效率层面而言，确实应当鼓励个人信息的积极利用，但也不能只注重个人信息的利用而忽略了保护。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保障个人信息的法律，宣告个人享有个人信息权，甚至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基本*对待，这也反映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在我国，虽然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他方面也不乏相关规定，但总体上，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很不够，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加强。
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当在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权，任何人不得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更不得非法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对信息泄露者应当视其情节轻重，追究其法律责任。以个人信息权为基础，应当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重点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合法性和合目的性原则。不是所有的个人和机构都可以收集个人信息，特别是大规模地收集个人信息。任何机关和个人在收集他人个人信息时，都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保证收集的主体和手段必须合法。同时，个人信息收集必须要符合特定目的，例如，银行收集的个人信息只能限于银行内部使用，房屋中介收集的个人信息只应在交易过程中收集，交易后应当销毁，而不能在此目的之外使用相关信息。
二是知情同意原则。知情同意是个人信息权的核心，是最能够体现个人价值的原则，信息人本人的知情同意是对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和使用的基础，没有当事人的知情同意，除非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以外，任何的收集行为都是没有合法性基础的。对一些重要信息的收集，特别是关系个人核心隐私信息的收集，必须取得本人的同意，并且应当向被收集者告知信息的收集目的、用途和使用期限等。在信息收集以后，权利人应当享有跟踪、查阅以及防止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的权利。
三是明确个人信息收集的范围。也就是说，立法应当明确规定相关主体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和范围，明确哪些个人信息可以被收集，哪些不能被收集。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尽可能少收集的原则，即不能收集超出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个人信息，更不能无限制地、大面积收集个人的信息。
四是个人信息收集后的妥善保管责任。个人信息收集后，应当有专人保管和负责。如果发生个人信息泄露后甚至无法确定由谁负责，这就很难有效预防个人信息的泄露。收集主体即特定的机构或个人，应当对个人信息收集后的泄露承担责任。收集主体因对个人信息保管不善而造成权利人利益受损的，其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根据具体情形还可能与具体信息侵权行为人一起，对权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掌握信息的相关行业，要建立起信息保护与信息安全的防火墙，个人信息录入到相应系统之后，只有专门负责人才能接触，而不是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这些信息。这样，一旦出现个人信息的泄露，就可以直接追究这些专门负责人员的责任。
五是最少使用原则。即从事某一特定活动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个人信息时，要尽量不使用。这就类似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即在必须使用并征得权利人许可时，要尽量少使用；获取的信息量，以满足使用目的为必要；为达到目的只需要使用权利人的非敏感个人信息，就不应该扩大信息收集和使用的范围。
六是个人信息的查询规则。一旦有关机关收集个人信息后，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权查询，因为有些个人信息属于个人的私密信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例如，个人的房产信息等财产信息，如果是与房产交易毫不相关的主体，就不得随意查询他人的房产信息。只有利益相关方，例如交易相对人等，才有权查询他人的房产信息。
七是明确侵害个人信息权利的责任。目前，有的机构大面积收集个人的信息，导致个人信息的大面积泄露，这些主体的责任并不明确。立法应当明确侵害个人信息权利的责任，如果确实是机构的原因导致信息大面积泄露，则机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机构的工作人员私自泄露了个人信息，除该个人应当承担责任外，机构视具体情节也可能需要依法承担责任。如果是机构对个人信息保管不善，同时又有外界第三方非法获取并使用个人信息，此时机构可能需要与第三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1世纪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发展，在给现代人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挑战。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对个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只有社会构建切实保护信息的法律机制，在民法典中明确承认个人信息作为基本民事权利，严格保护个人信息权，防止个人信息的非法泄露和利用，互联网才会健康发展，个人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我们的社会才会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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