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勇是上海交大 ACM 班的创始人，成立 20 年来这个班级里走出了很多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人才，比如林晨曦、戴文渊、李磊、李沐、陈天奇，等等。这不仅归功于 ACM 班，更离不开俞勇这个人。今年 60 岁的他虽会继续留在上海交大，但对于「培养中国的计算机科学家」这个目标而言，ACM 班四年的时间太短，很多习惯在本科开始改变太晚。他正致力于将这些年来积累的教育理念、方法和资源拓展到全社会，期望有一天他的学生能够获得图灵奖。
采访约在一座商场的咖啡厅里，约定好的时间我迟到了，俞老师就站在店外等我。第一眼见到他时，我觉得「好年轻」，聊下去以后发现，他真的很年轻，尤其是谈到教育和学生有关的话题时，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眼里的光。
俞勇今年 60 岁了。一直想当老师的他，在 1979 年如愿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计算机系首届本科生。当时华师大的校长刘佛年先生和计算机系主任张东韩先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无论是儒雅谦逊的学者魅力，还是一代教育大家的深厚情怀。
「我当时就在想一定要成为这样的教育家。」俞勇说，他始终记得刘佛年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这样这一句话：
做老师一定要懂教育，不懂教育的老师一定不能教育人。
「做老师上好课就行了，为什么要懂教育？老师跟教育不是一样的吗？」我眼前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学名师，仿佛回到了他初入华师大之时：「所以，我带着很多朴素的、似懂非懂的、难以名状的疑惑，进入了这样一种不断去追求『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过程。」
这种追求至今仍未停止，而其成果已然丰硕。俞勇 2002 年在上海交大创立的 ACM 班，如今已是全国高校计算机学科教育的典范，作为中国首个计算机拔尖人才培养特班，这里走出了很多优秀的 CS 人才，其中不乏「中国人工智能黄金一代」，比如依图科技林晨曦，第四范式戴文渊，前字节跳动 AI Lab 总监、现 UCSB 副教授李磊，还有教你动手学深度学习的李沐，XGBoost 作者、TVM 发起人陈天奇，以及俞勇当初力排众议、执意点招的黎珍辉，后者是 ACM 班 2003 级毕业生，目前担任杭州云栖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黎珍辉不到 5 年便取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并在 2018 年携全家回国，此举让俞勇颇为动容：「她可是把美国的大别墅都卖掉了，斩断一切后路啊。」
执教 36 年来，俞勇从来都是 100% 地去面对每一个学生。他在 ACM 班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携手》一书的开篇写道：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叹息：现在的学生没有追求，缺乏理想，更缺少激情。我的回答：错！他们恰恰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代，只是我们读不懂他们，更少有人去研究如何读懂他们。」
虽然每一代的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在他看来，每个学生都是一把锁，而老师要做的是找到对的那把钥匙。面对一群成年但又没有完全成年的年轻人，俞勇不仅关注他们的学习、生活乃至食宿，还会主动去管教他们的德操和品行，从来不怕麻烦，也不怕惹麻烦，因为大学老师对他来说，不仅是「教书」，更是「育人」。
ACM 班的学生都知道，俞老师教导他们要「先做人，后做学问，在做学问中学做人」。这本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在当代*和环境下，对高时效和高能效的追求，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把「教书」和「育人」分开，用一项又一项的积分、排名、考核、指标——包括对学生的和对老师的，实现人才的规模化培养，其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学校往社会输送了大量高水平的劳动力，然而教育的精髓，似乎也在这种形式化的过程中流逝了。
「我一直带着这个问题，当老师为什么要懂教育，在华师大想了 7 年，」俞勇说：「当时没做老师体会不到，1986 年来上海交大当了老师，到现在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教育』。」
那么，教育何谓？教育何为？
教育≠学识
关于教育和教育的目的有很多讨论，但世人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教育是为了让年轻人为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不过，「今后的生活」具体指怎样的生活？年轻人需要为此做好哪些准备？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但对于教育的目标和价值判断却在不断收窄。学校更多被视为竞争的场所，高考被称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则是在进入一个充满零和博弈、勾心斗角的复杂现实社会前最后的演练。现实社会的成功通常与金钱、名誉和权力联系起来，越是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人——在学校里主要是取得更高分数的人、获得更多奖项的人、拥有更多资格的人，包括学生、老师甚至是大学本身——就越容易被视为成功。
为什么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都无法改变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俞勇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没有从思想、观念等根源上改变学生。
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却没有远大的理想，这种情况俞勇已经见过太多。目标的缺失不仅会导致迷茫，还让很多优秀的学生在失败面前不堪一击。
自 1996 年开始担任上海交大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教练以来，他深知彼时教育存在的问题。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编程比赛，ACM-ICPC 考验的不仅是编程的能力，还有创新的能力、合作的能力，在压力下沟通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而这些都是当时的课堂教学无法提供的。
为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竞争力的人才，俞勇认为，教育的重点是引导学生立志、立大志，并且通过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将这种立志教育融入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在课堂上留给学生更多空间，使他们学会思考、学会计划、学会自主，进而提高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然而，即便意识到问题，真要做起来谈何容易，不然「钱学森之问」也不会成为至今仍旧困扰中国教育界的难题。
按理说，很多东西都应该在大学之前去解决，俞勇感叹：「但我只能在大学里面解决，想这个办法、想那个办法，你说十几年养成的习惯，只给我四年时间……」
2002 年，俞勇率领上海交大 ACM 竞赛团队夺得了亚洲的首个 ICPC 世界冠军。以此为契机，ACM 班得以获准成立，俞勇终于有了践行其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实验田地，他为这个班级定下的目标是——
培养中国的计算机科学家。
让学生有尊严地读书
20 年前「计算机科学」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稍显陌生的概念，中国人做不出自己的通用 CPU 是业界的主流观点。 为了保住这块珍贵的试验田，俞勇拿出了卓绝的勇气和成绩，包括此后又率队两次夺得 ICPC 世界冠军，让上海交大成为「ICPC 三冠王」，俞勇本人也荣获该竞赛的最佳教练奖和终身成就奖。 但他非常清楚，金牌是手段不是目的，竞赛只是学习的众多体验之一，从始至终俞勇想要证明的，都是把远大理想放进一群 20 多岁年轻人的心里，他们真的能改变世界。 如今，ACM 班已经发展总结出一套特有的计算机学科教育方法和体系，其中有些举措在今天看来都颇为大胆，比如让学生设计大部分课程设计，让学生当老师讲课（计入学分），四年里每个学生都至少担任两门课的助教（职责包括出大作业和期末考试的考题），让学生在二年级暑期就进入实验室，并鼓励他们去*知名大学、国内知名企业或研究院实习，在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之间结成类似传帮带的关系，等等。 其中，助教系统成了 ACM 班的一种文化，大大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人想让学弟学妹看到一个不好的自己，当他们内心做出这样的人设以后，在行动上也会有意或无意地朝着塑造和巩固这种优良形象去靠拢。 通过将职责和义务很好地转化为激励，大部分 ACM 班的学生会为了胜任助教这一角色，主动去学更多、做更多。 有些学生刚开始担任助教时，容易出比较难的题目，当学弟学妹解不出时，还会有些许得意，俞勇提倡「希望 ACM 班的每位学生都要有尊严的读书——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比成绩，而是面向未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事情，这样就有成就感，就有尊严，就会快乐。同时，通过担任助教，从教与学的不同角度，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提高自己，甚至学得更多为人处世之道。」 「我常跟他们说，大学之所以被称为 University，是因为这里的资源相比中学、小学可以说是无限的。只要愿意，图书馆、教授，还有校友，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的资源，」俞勇说。 「大学要去面对人生的无限，要学会主动学习，如果读完本科还觉得『学习』跟高中时没两样，那真是四年浪费了。」
老师迎合学生，大学迎合社会中国谈什么世界领先？
大量研究表明，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会产生更好的教育成果，不仅是高等教育，在所有阶段的教育中皆是如此。 不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学生往往会发自内心地认为，听一堂行云流水如演奏会般精心编排的传统讲座能够学到更多，而主动学习过程中的所做的探索、讨论则会让他们有一种自己没学到多少的错觉。 或许，主动学习未能大范围施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此——对学生来说，以为自己学到更多和实际学到更多是两码事，就像对老师来说，让学生实际学到更多和课程获得学生更高评分是两码事一样，而后者才是老师被考核的常用标准。 现在老师出题不敢太难了，不然得罪学生，俞勇认为「这是教与学的扭曲」。 ACM 班有一个著名的「学子讲坛」，这门「课」在大一大二共有 4 次，内容是每人自选一个专业外的主题，轮流上台做一场 30 分钟左右的演讲（presentation），之后回答同学的提问和质疑，最后根据所有同学的评分得到一个总分，这个成绩会计入学分。在这里，学生也能感受到自己作为老师被评价的过程。 不仅如此，这其中还包含了很多「主动学习」的要素，从选择主题开始，到决定收集和讲解哪些素材，再到如何呈现经过筛选的信息。 俞勇强调，「学子讲坛」上的知识不是传授型的，他希望学生可以表现出观点，而观点往往与时事热点相关联，所以 ACM 班的学生会关注社会，「关注社会是可以去提倡的，我觉得这是如今高校做得不太多的」。 「学生和身边的现实需要有一种联系，不能待在空中楼阁里，不懂人情世故，这样的学生出来只会为自己考虑，不会为别人考虑……读书也好，创业也罢，你要想做别人不要的、社会不要的，那你做它干什么？肯定是要找到社会需要的，有这种观察力、敏锐力，还有责任心才行。」 每学期，ACM 班的学生还会从俞勇那里收到一封邮件，主题是「别人眼中的你」。他规定学生在学期小结中，需要提交一份他们对同学的评价，内容可以是期望、感谢、批评等，最初是至少点评 5 人（一个寝室住 4 个人，因此一定会评价其他寝室的人），近几年已经发展到至少 10 人，接近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一。他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学生主动关注身边的事、仔细观察周围的人。 「你对世界的认识源于你对世界的观察。」俞勇说，同时，他也通过这样观察学生。每个学生收到的邮件都是经俞勇「清洗」，去掉人名、事件等一些明显会暴露评价人身份的内容，而后将所有相关评价汇总而成的。这个整理过程非常耗神，但也正因如此，俞勇能以很高的效率深入了解每个学生和班级整体情况，精准发现问题，「学生对我又爱又恨，爱的是对他们特别的关心与照顾，恨的是对他们的严厉及对他们所存在问题的一针见血」。 他还计划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知识，因为现在抑郁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他通过摸索成功解开了一些学生的心结并帮他们重新建立起自信，接下来他要找到关于如何做的深层分析和理论支撑。
为了做到引领，俞勇认为 ACM 班的学生不仅要满足社会需求，还要创造社会需求。「追求极致」这个词在采访中出现了不下十次。 他坚信任何事情要么不做，做就找到这条路上的最高标准，并朝着这个方向去；同时，在遍历完所有可行路径前都不应该放弃，否则就是浪费时间。例如，学生进入实验室后，觉得不适合想换方向，俞勇会劝他们再坚持，因为没把研究项目做完，得出的评价是不准确也不完整的，换个方向也只会重蹈覆辙。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敢犯错，小时候走路怕摔着了，长大后进实验室怕选错方向。其实方向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坚持走完了一整套流程，在这个过程中锻炼的素质、能力、态度和很多东西，也可以换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俞勇告诉机器之心。 「为什么我让他们去读博？其实是让他们在这样一种追求极致的过程中认清自我，因为『博士』是学术研究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读不读博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读博的经历对年轻人来说是重要的，尤其是中国的学生，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本科毕业时想做的事情，一读博就不想做了，那期间他们就是在不断尝试，明确自己的目标。」 「不是说出国或读博一定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我，而是继续让他们在这样一个纯粹的环境里不断去思索，自己想清楚究竟做什么。」 「最重要的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我觉得本科四年不足以让他们做出人生的重要选择。」
培养中国的图灵奖得主
俞勇的梦想是一辈子做教育，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因为有很多事情「从大学改变真的太晚了」。
如果有可能，他希望自己办一所大学，这所学校将是少而精、小而美的，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侧重培养学生的辩证逻辑思维和其他更底层的能力，除了课程，还会有各种校内校外的活动。 「学科不要多，三四个就好，但跨度要大，比如有了计算机就不要电子工程了，避免思维上的同质化，」俞勇说：「学生背景最好也多种多样，数学物理人文艺术都有，这样交叉碰撞，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潜移默化，就能呈现不一样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重视 ACM 班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并支持他们尝试新的兴趣与爱好。 当代分析派教育哲学领军人物约翰·怀特（John White）在其代表作《再论教育目的》中指出，教育的目标之一是打开一扇扇的门，让年轻人熟悉美好生活的方方面面，鼓励其进行反思，发现其价值，并确定优先顺序。而在此过程中，他们需要一个帮助其找到适合自身道路的向导，这样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并取得成功。 ACM 班已经培养出并且还在继续培养一批又一批自强、独立、充满激情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亲历了中国计算机科学教育的一场伟大实验，他们的参与本身就是形成和改造中国计算机科学文化的过程，而这绝不仅仅是竞赛金牌、顶会论文数量或一连串优秀毕业生的名字所能概括的。 并非所有学生都是满心欢喜地加入 ACM 班，他们中有落榜清北并直言自己感到失落的，也并非每个毕业生都会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但这个班级的所有学生，都庆幸自己当初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甚至包括许多中途因不适合而离开的。俞勇表示「只要在 ACM 班学习过一天，就是 ACM 班的校友」。 正如 ACM 班 2006 级的汤龑鸣在《携手》中写的那样，汤龑鸣原是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学生，机缘巧合下加入 ACM 班：
想起前两天马融写的一篇纪念汪老师的文章（注：指汪礼礽教授，ACM 班第一位「现代分析基础」课程主讲教师，2012 年去世，享年 70 岁），里面提到汪老师觉得尽管自己一辈子还是没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却一直有这样一个执著的意见，就是国家应该专门培养一群数学家，让他们可以安心做研究，并且这些数学家是一定能回报社会的。
我感觉我们 ACM 班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在专心培养一群计算机科学家。尽管其中能有显著成就的只是少部分人，但我们所有人都是能回报社会的。当我们被别人认可时，会毫不犹豫地将之与ACM班挂上钩，将 ACM 班良好的声誉散播到世界各地，将优秀的下一代都吸引到这个群体来。那么，我们也就是有贡献的。
当我问俞勇他对计算机科学家的定义时，他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是「最高的境界——图灵奖得主，但追求这条路的过程更重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积极的目标，才能牵引他们。所以我总跟他们说，你就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足够了」。
再塑教与学的形态
对俞勇来说，教育是艺术和技术。尽管艺术不能被复制，但技术可以被传承。2018 年 10 月，他在上海交大的支持下创办了伯禹教育，虽然这并非一所学校，但却是让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走出大学的一个开始。 目前，伯禹教育提供从学龄阶段直到工作后的一系列不同水平的信息素养普及和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和技能课程。团队正在开发专门的智能化教学平台和人工智能能力评测系统，既能帮助老师授课，也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俞勇认为教育的形态一定会发生变化，未来很有可能是线上为主，线下为辅。他希望将伯禹打造成教育领域的*，并形成一个开源的优质人工智能教育资源生态。 在采访的最后，俞勇分享了他的一点心得：
我们正处于世界大变局、社会大变革时期，尽管未来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武装自己，努力做好「三个局」：眼局要广，见识得多；布局要大，往前想更多步；行局要稳，扎扎实实把每一步走好。
梦想，从来不是用来实现的，是用来追逐的，
梦想，不在于你征服了它，在于对你的激励与警醒。
为了梦想，每天努力一点点，享受实现梦想的可能，
为了梦想，见证变得更优秀的自己，这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培养图灵奖得主是我的梦想，也许永远实现不了，但是我享受能不断地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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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勇编. 携手[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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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勇. AI顶尖人才识别和早期培养. 2021WAIC全球AI产业人才高峰论坛，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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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勇. 体验挫折教育实施精英培育，acm.sjtu.edu.cn/班级介绍/教育理念，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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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宏. 怀特海教育思想述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 3(4):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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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lauriers L. & McCarty L., et al. Measuring actual learning versus feeling of learning in response to being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lassroo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ep 2019, 116 (39) 19251-19257; DOI: 10.1073/pnas.182193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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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班小透明分享. 上海交通大学生存手册，survivesjtu.gitbook.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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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I育AI人才！俞勇：“我的梦想是一辈子做教育。” 伯禹人工智能学院微信公众号，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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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 Marcus Peter (2002). Beyond the Modern University: Toward a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University. Pra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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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hite. What schools are for and wh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IMPACT pamphlet No 14 (2007)